大家对「知识分子」都有一些概念与想像。笼统地说,学问高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是吗?)「知识分子」很多时候是一种正面的评价。我们如此批评讨厌的学者︰「那样的人根本不能够算是知识分子。」这反映我们对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期望,或多或少有一些评价准则。

有人会批评一些知识分子把自己关进「象牙塔」,沦为无用于社会之人,但有人亦会批评一些融入或取悦大众的知识分子沦为知识的廉价贩卖者。这些评价反映了人对知识分子有甚么期许呢?为何某些人称得上为「知识分子」另一些则不然?有甚么准则?何谓好与坏的知识分子?反思一下,我们原来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想期望与评价准则。

本文旨在发掘与反思不同的「知识分子」理念,并讨论当中的标准,试图整理出三种各有千秋的想法。至于哪种理念才正确,就由看倌定论了。

第一种想法,就是知识分子一心追求知识与真理。是其是,非其非,真理当然不应该为其他事而妥协。地球围绕太阳转的事实,不会因为教会大发雷霆而变更。政治风暴要求知识分子向权威表忠,智者誓不低头、直言不讳。如果社会、政府或甚大众的耳朵容不下真理,那么知识分子亦不怕曲高和寡、独排众议。苏格拉底与伽利略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典范。「苏格拉底之死」可谓将这种理想贯彻始终。寻找知识与真理的心灵又可会惧怕肉身之死?

那些震撼人心、忠于真理的故事,绝少提到知识分子如何维持生计、与家人的关系如何等问题。世俗功利之事皆为求真路上庸俗与烦琐的负担。不过我们却不需要知道苏格拉底与伽利略如何维生,仍可以明白这种理想型态大多与绝大部分人无缘。试问有几多个人愿意为自己的理论、文章而遭处死或软禁终身?这不禁令我想起学生领袖思考将行动升级与否时的反问︰「有谁愿意为此付十年牢狱的代价呢?」大概没几个吧。若果不愿意为真理付出如此之多,那么,一旦与权威有甚么冲突,妥协便看似是唯一的出路。今日交通发达、盛行全球化,有本钱的人大多远走高飞、另谋高就。在苏格拉底与伽利略的理想人格面前,这些妥协的行为尽是可耻,但对知识分子的有如此苛求会否不太现实?

当今典型因政治而受苦的知识分子要数刘晓波,但今天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大多并非政治风暴。反之,现今真正广泛关注的问题是生计受威胁,尤其是人文学科这些难以计算其社会功用的科目,投身人文学科者糊口更见困难。

以往知识分子会靠私人资助来维生,古中国有「食客」制度,现代西方的马克斯亦要多得恩格斯的资助。政府资助的大学广泛设立时,知识分子得到了前所未有般安稳的容身之所。里面有听众、有同伴、有薪酬、有名衔。然而,每当公共资源紧绌,我们不禁发问︰「为何公共的资金不集中放在科技与医疗的研究直接造福社会呢?为何要社会资助一堆功用不明的学科?」这个诘问,逼使当代的知识分子要证明其社会地位为何重要。

不会有一本书想要证明餐厅的服务值得我们付某个价钱──那是自由市场的事。你觉得不值得便不要再光顾。大家都觉得不值得,餐厅要么减价,要么倒闭。可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的服务供应与社会的需求没有那么有效地挂勾。最强而有力的回应是说社会、政府与学生都未必知道自己需要哪些知识、理论与反思。知识分子就如古代的智者一样,应该扮演指引社群、挑战社群甚至对抗社群的角色,而非有效地顺从社会的需要与欲求。这种反对「教育商品化」的论点正正在诉诸第一种知识分子的纯粹理想型态。

可是,又有几多人真的愿意为挑战社会而不惜受死与监禁?大概没多少吧。再者,为了证明自己应该得到社会的资助,而将自己比拟成不惜挑战社会的苏格拉底与伽利略,当代的知识分子难道不会脸红吗?向社会权威妥协一下必定就不好吗?改变社会不一定要硬碰硬吧。罗马亦并非一日建成,慢慢循循善诱亦不为过。偶尔擦一擦边球或者「抽水」也许便足够吧?

除了依赖官僚审批的公共资源之外,知识分子似乎还可以另觅出路。为何某些人要以浅白通俗的方式来向大众传播知识?除了教育与娱乐大众,无非还是想要寻求大众的资源来帮助自己续存「知识分子」的生命。不依赖官僚、教会或者少数富人的资助,直接接触与取得群众认同然后建立自己的受众,再卖广告、演讲或者众筹就是出路了。这当然亦多得当代互联网的发展。

曾被法西斯囚禁的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在其《狱中笔记》(Prison Notebooks)区分开「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两个概念,并认为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只是并非所有人皆发挥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他似乎嫌这个主张不够「廉价化」知识分子,还进一步说,除了教授、学者在发挥知识分子的功能外,任何试图取得群众认同的人皆在发挥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 [1]换言之,政客、企业广告人、Facebook/Instagram上的网路作者与 KOL 皆扮演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角色。

借葛兰西的说法加以发挥一下:这种看法或许点出了知识分子与社会的权力关系。谁决定谁做知识分子?

人若果要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身分生活,就必需要说服那些拥有资源的人/团体去「buy」你的知识。如果社会的身分完全由教会决定,那么伽利略是否知识分子就视乎他的理论能否服务教会,或者至少不与教会的利益有所抵触。我们后来再重新认同伽利略是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我们后来以科学反抗教会作为社会终极权威的结果。决定谁是知识分子的判断从来都是一场权力游戏。崇拜过神权之后,我们仰望科学。经历过战争科技的可怕之后,定义知识分子来争夺话语权的游戏亦随之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在当代多元文化的世界里,不同人可以借拥戴不同的知识分子来巩固自己的话语权。即使是小众的群体,团结起来也可以在民主社会内玩这场权力游戏。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并非单纯的交友平台,而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求职平台,你我都是潜在的顾主。在极权的社会,游戏当然就难玩了,任何政治异见都是企图推翻政权的外在势力,但只要小心翼翼不触动大哥的神经,知识分子还是有游走空间。

或许你会反对说,知识分子应该使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而非纯粹替不同的利益团体玩争权角力的游戏。要回应这种反驳,便要分析「多元」的意思。在宗教与科学不再垄断话语权的当代世界,不同人或团体对何谓「美好」有互相冲突的定义。你觉得 A 好,我觉得 not-A 好。因此,不同人自然就会要求不同的知识分子,根据各自偏好的事物来使社会变得更「美好」,冲突于是无可避免。最终冲突如何解决,便要看看社会的制度有多民主有多极权了,但过程始终还是一场权力游戏。 [2] 最后,哪些是真理或者知识,其实只是一些意识形态(即背后代表着某些利益的信念系统)最终战胜另一些意识形态的结果。

只要成功获取资源,谁人都可以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评价知识分子的「好」与「坏」,只反映到评价者想不想让某人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而已。看穿不同利益的角力便再没有谁比谁高。在高举第一种纯粹理念的人眼中,这种观念将知识分子、知识与真理一并变得「廉价」。[3] 但纯粹追求知识的理念是否真的现实可行呢?有谁觉得自己一心为了知识而活?不脸红吗?很多当代的知识分子都说自己只在发掘一些新的可能意义,而非发现真理。这或许反映了知识分子已经承认自己对于学问没有甚么实在的权威了。

说实话,有几多热忱学习的人,并非首先因为要追求满足自己的好求心与知性欲望,而是首先想到要服务他人?当然,知识是众多人集体研究所得的成果。即使学者最终只能够为问题下一些注脚,亦会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有益于后学。然而,习得的学识还是自己的能力与资产。若果研究者真的纯粹求真,毫无半点私心的话,不然所有论著文章都匿名发表好了。知识本来就有发展个人能力的面向,不能抹煞。

当代的德性知识论 (virtue epistemology) 主张知识的独特价值,在于其体现出人有求真的能力。

研究所得的知识与纯粹猜对的信念,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的成功归因于人的能力而后者则纯属运气使然。[4] 即使学者无法觅得真相,亦不表示其学识不足。举例说,有两位弓箭手比赛射箭。第一位弓手训练有素,紮好马步,盘算过环境因素后发射,可惜箭矢中途遭遇不能预估的雷电打落。第二位弓手不谙箭术,随意发射却幸运地正中红心。我们却仍然肯定只有第一位弓手称得上有作为弓手的射箭能力与修为。知识的独特价值在于智识能力的表现。同样道理,有没有做学问的智识能力,亦决定某人能否称得上为「知识分子」。

即使某人在展现其能力与修为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贡献社会(没有发现真理、没有挑战常识、没有代任何人发声),似乎只要仍然能够表现其学养就可以算是知识分子。想像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归隐于深山之中,与世隔绝。他仍然可以是一位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只是无法取得社会资源而已。在这种观念下,知识分子孰好孰坏取决于其学识能力的高低。

但若果他的学识是社会资助而来的结果而且社会需要他,那么他还可以独善其身吗?如此还配得上称颂吗?或许,智识能力须要包括将学问经世致用之能力。不过,当代学院所培训的学识又有几多能够活用于世呢?现今学问专门化、学术期刊化,很多研究最终大多对社会无甚用处,甚至可谓与他人了无关系。纯粹关注自身能力成长的知识分子,大概是当代研究者的亲身经历。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代研究者,必定就是知识分子吗?

无疑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可能观念与看法。如何取舍、改进或者调和种种观念还可以有引发更多讨论。这里充其量只算是一个开始,当真是学海无涯。